老人之死引发争议。死者家属认为，老人出现病症后，由于飞机上缺乏急救药品和设备，延误了救治时间，国航应该对老人死亡担责。国航则称，家属并未事先说明老人身体状况，且国航事发后一直在积极组织救治。
备降航班上的紧急救援
头等舱乘客周晓光回忆，当时她坐在头等舱第一排靠通道位置，当看到老人坐着轮椅进来，主动起来让座，让老夫妇坐在第一排，她坐第二排。
周晓光是浙江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全国人大代表。
周晓光看到老人被他的妻子照顾得很好，“喝粥、喝水之后，用白毛巾帮他擦干净，老人身体状态也不错，老先生会说再吃一点或者不吃，状态很正常”。
CA1879航班并没有在义乌机场顺利落地。
据一位乘客回忆，飞机在义乌机场上空已降到楼房高度，突然又重新拉起。最后，该航班被通知到萧山机场备降。
据左昌鲁妻子王爱华回忆，飞机突然拉升时，老伴就感觉到身体很难受。
上述乘客称，飞机在萧山机场降落后，乘客们意见很大，纷纷挤到头等舱投诉，现场秩序混乱。有人要求下飞机，有人要求赔偿……当时机舱内非常闷热。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乘客介绍，因为是早班飞机，很多人4时就起床赶飞机。计划两个小时的航程，实际花了近10个小时。飞机降落到杭州萧山机场后，还在机舱内等那么久才下飞机，乘客们意见很大。
周晓光回忆，飞机停下来后，感觉空调被关了，机舱内很快热起来。当时，有很多乘客都挤到头等舱向机组人员要说法。“头等舱一共只有8个位置，后面的人都挤到头等舱来，机组人员还将乘客是否要下飞机的登记点，设在了头等舱的前部位置。”
王爱华说，投诉的乘客都挤在头等舱，就在老伴身旁。
在乘客拥簇中，王爱华发现丈夫有异常：“头低下来，脸色发青，口唇发白，全身大汗淋漓，一摸额头与手脚冰凉，看他想呕吐并全身抽搐，唤他没有反应。”
周晓光下飞机离开前，看到国航工作人员忙着登记信息，还没顾上老人。
直到家属向机组人员求助，国航的机组人员才开始广播。
坐在经济舱的乘客刘翠香，与老人相隔四五排，她出身医学世家，获得过中西医专业文凭，是一位退休医生，听到广播“有医生、护士吗，有位病人需要你们”时，她来到头等舱。
“机舱内非常闷热。”刘翠香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来，很多乘客挤在头等舱里吵闹，“缺氧，空调似乎也不管用。”
乘客称机组人员不会使用氧气袋
机舱内没有血压计，当刘翠香摸老人脉搏时，发现脉搏已很微弱，“病人很危险，立刻就地就近抢救最好。”
刘翠香提醒机组人员叫救护车，“他们问能不能等飞机飞到义乌再叫，我说绝对到不了义乌，得马上就地就近抢救，越早越好。”
刘翠香赶紧给老人喝糖水。“老人面色苍白，没有一点力气，看起来眼皮都不想睁了，身上都是汗，整个胳膊上都有汗，应该是虚脱了。”
老人喝完糖水，刘翠香摸到脉搏好多了。回到座位后，刘翠香不放心，返回时发现老人脉搏再次变得微弱。
当时，机组人员还忙着应付乘客，“乱得要命”。刘翠香说，她到了头等舱一段时间后，机组人员才找出氧气袋。
刘翠香说，遇到危重病人，飞机上如果有抢救措施，应该先上氧气，再广播寻找医生、护士，“不能在我到了之后再上氧，这样肯定会延误抢救时间”。
让刘翠香诧异的是，除了氧气袋，机组人员没有再提供其他急救设备。
“氧气袋和医院的不太一样，他们竟然不会使用，氧气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氧气，里面既没有湿化瓶，也没有吸氧装置，拔开氧气袋后还戴不上。”刘翠香原以为机组人员受过专业训练。
刘翠香发现飞机上急救措施、设备严重不足，起码要有血压计、给氧装置和急救药品，“最后，他们都在等待救护车”。
好不容易叫来地面救护车，老人血压显示：低压40，高压80。
“血压严重偏低。”刘翠香说，低压30以下，人就会休克，从40降到30只需要几分钟，“快点快点，马上就要休克了，人快不行了。”
当救护人员抬起老人时，刘翠香看到老人的脑袋咯噔一下垂下来，“那时候感觉老人不行了。”
从飞机上抬下来没几分钟，家属就发现点滴不动了，救护人员说，血不流了。
左昌鲁的“死亡通知单”显示，诊断和死亡原因都是“呼吸心跳骤停”。
王爱华说，杭州武警总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死亡原因有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窒息。
刘翠香后来才得知老人死亡的消息，她对机组人员的不专业表示质疑。
她说，乘客扎堆儿到前舱登记信息，舱内会形成一个低氧环境，对身体虚弱且年迈的老人而言，又吵又闹又缺氧，这是一个微环境。“老人缺氧会导致意外发生”。她认为，飞机上处理纠纷应避开头等舱，在机舱尾部登记，或者由机组人员到每个乘客座位上登记信息。
航空公司认为家属瞒报病情
7月19日，国航宣传部徐姓部长称，订票时，家属没有提出特殊要求，只申请了轮椅，并未说明身体状况。事发后，国航方面一直在积极组织救治，包括联系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并且有专人陪同到医院，在乘客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时，机组成员首先广播找专业医生，然后联系救护车。
他表示，机组成员提供应急氧气瓶，机组人员受过专业训练。
“按理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应上飞机的。”徐部长说，国航后来了解到，老人在北京做过手术，这一次做完手术回老家。“老人好像做了支架手术”。
左昌鲁的女儿称，年初时父亲诊断食道肿瘤，因年纪大，没有选择做手术，只做保守治疗，“在食道内放了个支架，一直进行身体调养，平时吃营养液和中药。”这次离京时，他们专门咨询3个医生，医生们都表示老人可以乘坐飞机。为此，她专门给父母订了头等舱。
买机票前，左昌鲁的家属特意和国航联系，并说明老人年迈需特殊照顾。当时答复可以提供方便，但对方并未要求登记老人疾病信息。
7月17日，左昌鲁的北京主治医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老人食道内放了支架，只是吃东西比较困难，心脏没有问题，身体也达到坐飞机的条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一位副教授认为，左昌鲁的家属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航空公司进行赔偿。他认为，目前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旅客的自身健康状况有没有问题，或者在这个事件中起了多大作用。
《民用航空法》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对于患有哪些疾病的乘客不能乘坐飞机，目前，民航部门还没有统一规定。
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起淮说，10多年前，各航空公司规定，对于危及生命安全的疾病乘客，需要开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实际上，很多乘客都不知道该规定，该规定也没有具体执行标准。”张起淮认为，无论是否需要证明，老人死亡都与乘机中飞机出现的特殊原因有关。
张起淮认为，85岁老人身体虚弱，自身肯定有原因，但不至于死亡，在这件事情上国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航空公司的过错原因造成死亡，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专家称飞机上所有证据由航空公司举证
据徐部长介绍，航班备降杭州停了大概1小时。“飞机只是备降，空调是不可能停的。”针对众多乘客拥挤在头等舱吵闹、登记的情况，徐部长表示不知情。
国航官网显示，该航班机型为波音737机型。
张起淮说，波音737机型在落地以后空调可能会关闭，因为该机型在地面进行供电和供氧，主要依靠位于尾翼上的小发动机，小发动机在飞机 降落停泊后一般会关闭。其他大的发动机则是作为推进器，保证航空器的起飞和飞停。“如果在地面上停放时间长，就有可能出现空调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
张起淮认为，航空公司涉及几个方面的责任，第一，是备降到杭州萧山机场后，是否及时打开了舱门。
张起淮解释，飞机落地未打开舱门，加上空调不工作，不开舱门就没有自然氧，只有人工氧。这与飞机改变航线备降萧山机场、与机组人员没有及时打开舱门让乘客下飞机有关。另外，飞机上氧气准备严重不足，“不管飞机上有没有病号，飞机上的氧气应该保证充足。”
张起淮说，在美国，乘客坐上飞机20分钟，如果不能起飞，就应该让乘客下飞机。否则，将对航空公司罚款1万美元以上，而且会对航空公司通报，甚至取消飞行资格。
第二，机上秩序是否混乱。机舱内的秩序比较乱，与机组人员安排不当有关，“应该走到每个座位跟前去登记，而不能让人涌向头等舱。”
第三，是否及时让地面医护人员来进行抢救，机组人员是否安排妥当，是否存在延误抢救行为。
第四，是机上的应急设备是否完好，机组人员是否能够熟练操作。
左昌鲁的家属称，他们曾向航空公司索要事发时机舱内的视频资料未果。
张起淮说，按照民航法有关规定，在飞机上的所有证据和责任都由航空公司来举证，来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如果证明不了，乘客不需要去证明航空公司有责任。
“乘客在飞机上本来就是弱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得有多高、天气如何、落地时间长不长、空调开得对不对、舱压调得多高、机组人员是不是及时抢救、有没有马上通知地面人员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都需由航空公司来证明。”张起淮说。
张起淮表示，机长选择备降本身没有错误。但机长到了杭州萧山机场后，有没有向地面及时请示协调、是否及时打开舱门，都是机长的责任。并且机长还有责任、有义务及时询问这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让地面工作人员上来抢救，“如果抢救不及时，那么机长肯定有责任。”
“这些问题都是容易控制不当的地方。在这次事件中，我认为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和地面方面的协调也有问题，多种原因造成老人死亡。”张起淮说。
左昌鲁的家属说，截至7月20日中午，国航没有派出工作人员联系他们，“哪怕是小小的慰问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