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99专业航空医疗救援固定翼飞机降落在敦煌机场。
这是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空中救援人员日夜兼程的3天。
7月2日，这架飞机又以特殊设备，将一个出生仅28天的病儿从沈阳转送到北京儿童医院。这是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史上成功转运的年龄最小的患者。
专业急救机构的独立“第一飞”
6月15日，北京999航空救援办主任贾崇跃得知，两位在沙漠深度中暑的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忙把消息告诉完成这次任务刚返京、还在疲惫中的随机医生魏彦芳。
魏彦芳和贾崇跃都是挺内向的中年人，但他们最早见证和亲历了中国航空医疗救援史。早在2010年，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以下简称北京999）与最早引入空中医疗救护理念的一家通用航空公司合作，租用飞机开辟航空医疗转运业务，虽然在装备上只能算半专业，但也是专业急救机构开先河的起步。
他们迄今已完成了200余次空中救援任务。中间引进专业飞机独立拓展业务，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魏彦芳是2010年时期的随机医生，那次任务是运送伊春空难的一位幸存者。从那次“第一飞”到这次“三联飞”，他保持着百余次参加医疗航空救援的惊人纪录。
“航空医疗的使命，就是在危重病人的转运过程中，保持医疗的连续性，维护生命体征和脏器功能，直到两地医院的床对床衔接。”魏彦芳一句话就把任务的特殊性以及为什么引进专业飞机都说清楚了。
就说固定翼专机，不光因为它轻型、多功能、在严酷环境下能着陆，还因为机舱环境要能支持图像信息传递和空地医生会诊，体外膜肺、血库等专业设备一样不能少，完全是更高端的重症监护室。
北京999从德国欧直公司的制造车间考察起，精挑细选，2014年10月，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
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国猎鹰固定翼飞机，同时还引进了另两架德国制EC135T2机型的直升机，三者均经过欧航（EASA）和美航（FAA）的认证，机上的医疗装备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与各种硬件比起来，与人有关的所有‘软件’准备更为重要。”999急救中心（医院）副院长田振彪告诉记者，由于有自己的医疗资源优势，他们从具有院前急救等实战经验的医护人员中，选拔了一支100人的专业航空救援队伍，初期派16人到德国接受专门培训。与此同时，由30位各行业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首都红十字航空救援专家指导委员会宣布成立。
以“专业”“精湛”体现人道关怀
北京999航空医疗救援办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就在2014年10月28日，引进飞机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的第二天，他们接到了第一个求助电话：山东东营一位叫孔令才的农民工硫化坤中毒，生命垂危。万般无奈之际，患者的雇佣方看到了北京999引进专机这条新闻，第一时间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空中救援模式即刻启动：向军方申请低空飞行、确定航线、与对方商定最合理的飞机停靠地点、向对方医生了解病情做出评估、判断转运条件、登记病人体重数据、向家属建议并联系敲定最合适的医院……
一个多小时后，簇新的EC135T2直升机嵌入蓝天。
“病人的脸是酱油色，尿液也是酱油色，只能靠两个小时一次的透析维持微弱的生命体征。”执行那次航空急救任务的医生也姓孔，病人当时的情况显然给他的印象很深。最终，病人在解放军307医院成功获救。
几天后，孔令才的妻子来到北京999的航空救援办，进门就跪地不起，“家里有老人、两个孩子，这个顶梁柱如果真的没了，这个家就垮了。”满满的感激都在她绵绵的泪水里。
黑龙江佳木斯女子夏立环在路上被一辆机动车迎面一撞，四肢骨折，肋骨全断了。接受那次任务的又是魏彦芳。他和护士立即起身登机，火速赶到佳木斯中心医院。评估结果表明，病人除了双侧多发性严重骨折，还出现了枷胸和纵膈摆动，“就是胸廓吸气的时候，不是向外鼓，而是内塌”。
在仔细观察病人后，魏彦芳迅速布阵，用口令指挥七八个人，严格以头、胸、腹一条线平托的精微操作，把伤者完美托进飞机自带的真空负压担架，这种担架具有“是什么姿势，上担架还是什么姿势”的塑形功能。
后来知道这个细节有多重要。病人被转运到北京人民医院后，医生又诊断发现胸八椎体爆裂性骨折。“没有当时的专业设备和专业操作，即使人救活了，也极可能因为脊椎的进一步损伤而瘫痪……”夏立环的家属事后一再庆幸。病人康复后，执意为救援办送来一面锦旗。
平日在病房履行重症监护室主任职责的魏彦芳常年都在备勤状态，随时有可能登上舷梯，去面对更加急难险重的空中监护。
“因为在转运中出现紧急情况时，不像在地面随时有人帮忙，身边只有一个护士，空间又那么小。我曾遇到病人在空中心脏骤停，做心肺复苏的难度比地面大，在直升机上做更困难些”。但是他也很欣慰，在一百多次的随行记录上，没有出现过任何闪失。“每次看到一个个生命因此被挽回，的确会有一种神圣感、自豪感和释放感。”
为了让普通人“打得起飞机”
记者在采访中无意发现，包括院领导在内的采访对象中，有3人在与记者交谈时，接到有关航空医疗救援的咨询电话。
对于任何求助者来说，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更多的费用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确实每天各地都有不少人向我们咨询，首先因为这一步关乎生死。”北京999宣传办主任王蕊说，医疗航空救援主要针对危重病人，求助者也都是普通人。在死亡威胁面前，他们拿出的也许是借来的救命钱。
既是救命钱，就该让它用在刀刃上。但贾崇跃说，收费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心病。“也是在今年冬天，转运一个辽宁病人时，我们预收了费用，承诺按机场实际收费，多了退回。可没想到起降费高也就算了，来回十几万元的除冰费，对体积较小的救援飞机来说实在匪夷所思。”
“总之赔了几万元，还没算医护成本。”这种事让贾崇跃既不解又无奈。
为了让求助者在关键时刻“打得起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保险机制，以此大大降低救助费用。这样的普惠也是国际通用的做法。王蕊说：“我们与中国人寿保险合作，推出过两款紧急救援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但只适合于直升机飞行距离内的京津冀地区。为了解决国内各地求助者的救援费用补偿需求，我们一直在与两家保险公司谈合作细节，目前已经很有眉目了。”
这是他们经努力能够做到的。但在医疗航空救援这件事上，还有很多问题是救援部门单方面解决不了的。王蕊还谈及，比如救护车目前还不被允许直接和飞机对接，需要经过机场医院的救护车中转。这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对于危重病人来说，此举很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我国低空航段相对较少的问题、跨国飞行手续繁难的问题，更加难以逾越。”
让不普通变普通是一种进步
用医疗专机运送、救人性命的事多起来了。不光在北京、上海，近来许多地方对航空医疗救援事业的推动都风生水起。航空医疗救援就这样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了联系。
无论科技、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最终结果都会落在提高人的生存和生命质量上。让普通人在生命垂危的紧急情况下“打得起飞机”，最大限度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命，是医学人文实践的社会进步。
航空医疗救援不是富人的事，这是它应有的本质属性和人文追求决定的，所以才有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可能。当然，这项事业要真正惠及更多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有益却也不宜一哄而上，要通过与保险业的衔接把费用降下来，让百姓能在关键时刻用得起，要建立更畅达的绿色通道以及规范流程、标准等等。在追梦的过程中，这些都需要合作融通、一起面对。
